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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语文设科,百年历程,曲折坎坷;在今天政治环境宽松、教改氛围浓烈的新时期,语文课程改革为何仍是举步维艰?重温叶圣陶、吕叔湘、张志公 “三老”等前辈的语文教育思想,反思百年语文和语文课程改革,从语文学科内部究其原因,根本的问题是语文使命异化泛化,语文个性失落。我们应大张旗鼓地弘扬中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,高举叶圣陶等前辈语文教育思想旗帜,还语文“独当其任的任”。

 

关键词:语文教育;百年反思;课程改革;弘扬传统;任其独当

 

语文设科,百年历程,曲折坎坷。中小学为什么要开设语文课?作为当今基础教育中与数学、政治、化学、历史、英语、物理科目等相比较而存在的一门学科,语文教学任务与其它科目教学任务的基本区别在哪里?语文“独当其任的任”是什么?在今天政治环境宽松、教改氛围浓烈的新时期,为何语文课程改革仍是举步维艰?重温叶圣陶、吕叔湘、张志公 “三老”等前辈的语文教育思想,反思百年语文,根本原因,是语文使命异化泛化,语文个性失落。

 

叶圣陶先生在《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》中明确地说:“第一,国文是语文学科,在教学的时候,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,而方法尤其应当注重。第二,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,它比文学宽广得多,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”。又说“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,各种学科又像轮辐凑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”,“所以国文教学,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,也就足够了,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上,实在是不必的”。强调“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,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”[2]。虽在分工上“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,他种学科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”[3],但语文习得和学得的机会却是处处存在的;这是语文教学的独特优势。学校语文教学本应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一优势,借助各方力量来实现语文设科的独特使命。但百年的劳作,语文倒是常常牺牲自己帮助各方。连教学大纲、课程标准也总不愿突出自己课程最基本的、最重要的、特有的、区别于其他课程的东西。看看人家关于法语德语英语教学目的之表述,(见2003年《中学语文教学》第5期,《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法国语文教育》——从文学教育还原为法语教育,58页;第357-62页)。 听听朱自清宋文翰叶圣陶先生在旧中国关于《国文》的专责的论述[4],想想1950年《语文》课本《编辑大意》关于“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、说话、阅读、写作四项”的表述[5],读读张志公先生1979年的《说“语文”》:“在普通教育阶段,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,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”[6]。当时似乎并不缺乏对语文独当其任的任的认识。可悲的,是“知”而难立,“知”而难“行”。面对积弊,连刘国正先生这样的“高人”,九十年代初也在《文汇报》上大声疾呼“良医在语文教学界之外”;二十世纪末“文学界不请自入”[7],乘中小学课改东风,教材推介者推波助澜,《语文》课程改革,闹得轰轰烈烈。

 

改革开放20多年,语文教改百花齐放,语文教师“特级”辈出。中国语文的教育理念,其根其本应该产自中国语文教育实践。今天、明天的语文教育现代化绝不是西化、洋化,“文字必须改革,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”[8]至少目前已经是美丽的历史错误。中国语文课程改革必须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。但无论怎么改革,语文独立设科的独特使命只能越来越明确,语文的独特个性只能越来越突出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普及普通话,社会全面进步发展,交通通讯交流空前繁荣,广播电话电视网络日益普及,语文教学开始强调听、说、读、写并重。1992年的小学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关于教学目的、任务、要求的提法也相对明确简洁;也确有不少真知灼见、经典精华。如“传授语文知识,训练语文能力,进行思想教育,培养审美情趣”且强调以语文能力(听说读写)为核心的初中语文教学的任务和“字要规规矩矩的写,话要清清楚楚的说,课文要仔仔细细的读,练习要踏踏实实的做,作文要认认真真的完成”的教学要求,确实好记好懂好操作。吕叔湘先生在《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》一文中说:“归结一句话,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,一种习惯,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” [9] 。这些本是中国语文的特色,可惜,目前语文课程改革缺没有给以真正的关注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有文说,《课程标准》富于新意,但有明显西化倾向,只注意了语文的现代化而忽视了语文的民族化,基本没有反映汉语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[10]。来自语文课改第一线的教师也在感叹,“将大量的非语文元素引进语文课堂,语文课成了大杂烩”;更有人在抱怨,“这个伟大的语文课程标准已令语文教师不知所措了”[11]

 

语文是做人的基础和工具。人文基础性和交际工具性完美融合在语文学科之中,构成语文的独特个性。这独特个性决定着语文教育本身就是综合教育。正如张志公先生在1979年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:“教小孩说一句话,不仅仅就是教一句话而已。我们告诉一个两岁多的幼儿,这是叔叔、阿姨,这是桌子、椅子,如此等等,不仅教给他这些词,同时教给他认识周围的人,周围的物。我们告诉一个三岁的幼儿,下雨了,地上湿了,不能出去玩了;或者告诉他,今天出太阳,天气很好,可以出去玩了;或者,今天很热,该脱掉一件衣服了。在教他这些话的过程中,也就是在教他最基本的知识,教他认识世界,培养他的思考能力。我们给小孩儿一张画,他很喜欢看,可是看完后一团就扔了。我们说,不要扔,看完了好好放在那儿,明天再看;扔了,下回就不能看了。教给他这几句话,同时在进行不要损坏东西、不要恶作剧的思想教育。家里来客人串门,让孩子叫阿姨;客人要走了,让孩子跟阿姨说再见。教给他这几句话,同时教他做人的最起码的礼貌”[7]。这些词和话的接受和学习,领会和运用,是语文教育,也是人文——思想——思考——认识世界——礼貌的教育。这里难道有必要区分、有必要强调:哪是工具,哪是人文吗?

 

-道之争,内容-形式之争,工具-人文之争,语言-文学之争,其实都与语文的主体失落或个性失落有关。过多的争议多为醉翁之作。且大师们早有中肯的意见在,只在是否有人听,有人办。手头两本书都选入有张志公先生196210月《漫谈语文教学——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》一文,仔细对照,却有不少差异。19805月母校教研室编印本中,不少针砭时弊的话,被19945月的人教版本删改。连第二部分的标题《简化头绪,集中目标》也改为《明确语文教学的目标》[7]。这部分原有两段,但两段开头的第一句话——“我有这样的感觉:这些年来,在语文教学方面,我们是否有点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?”和“我觉得这些说法把问题搞得太复杂了”——都被删去,缩为一段。结尾总结的话:总之一句话,——“说法越多,花样越多,头绪越复杂,目的越不明确,结果是教育者辛辛苦苦,学者迷迷糊糊,闹到毕业,还是不通。所以我认为,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,应当简化头绪,集中目标,少走过场,多务实际。在中学里教语文,就是带着学生好好读书,作文,勤学多练;目标就是要提高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,使他们的语文基本上能通,够用。我的看法是这样,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,看看这样办可以不可以”[7]——几乎全被删改。说了,印了,又改了,语文的事,怪。1962412林砺儒先生在《文汇报》发文《语文教师是经师,也是人师》就谈到“内容与形式”在语文学科中的统一的问题。1963年《人民教育》第1期就有《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》的文章。196310月张志公先生《说工具》[7]的讲话,专门讲的就是“文道统一”的问题。

 

在充分展现自我充分张扬个性的时代,2001年课程标准中语文的个性,语文独立设科独当其任的任,却仍谦虚地隐约在现代公民教育目标的共性之后,有人几读新课标,发现约5万字的文本,“语文能力”一词和“听说读写能力”一词,只各出现一次(2003年《中学语文教与学》第714页)。如前所引的明确简洁,好记好懂好操作的真知灼见、经典精华,不见了。听、说、读、写,简洁明了,平民百姓稚童少子,易懂易记易掌握,深入民心,历久常新,为何成了过时概念?听说读写,语文能力都不愿提,难怪有人写《为语文教学招“魂”》《为语文真正独立成科而奋斗》(见《中学语文教学》2004年第28页;第18页)。看来,门前雪还是自扫好。与时俱进看语文,听说读写是独任;针对时弊划重点,重中之重说与写(见《说好普通话  写好中国字》2002年《皖西学院学报》第1期)。

 

1998年甘其勋先生在《不宜空谈  务求落实》一文中说:“应该承认,近20 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在进步,青少年的语文水平有提高。但对照《义务大纲》的基本要求,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。如大纲要求学生‘说普通话’,‘不写错别字’,‘书写规范、工整’;但在课堂、在校园、在书报、在屏幕,我们常常听到大中学生浓重的方音,常常看到莫名奇妙的错别字,常常为辨认潦草的字迹大伤脑筋……提高跨世纪人才的语文素质,必须从语文教学中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做起”[12]。甘先生也是一位“高人”,一生都在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。他的话甚见长者的风度和宽容,很客观很大度也很有见地,针砭时弊。类似的话,甘先生说过多次。指出:“这些违背大纲要求的现象并未引起足够重视”[12]。反复强调语文教学首先必须落实大纲最基本的要求,如“说普通话”,“不写错别字”,“书写规范、工整”,“正确使用标点符号”;形成良好习惯。并呼吁语文教师率先垂范。而这些“最基本的事情”,就是语文独立设科首先必须承担的独特使命,首先必须完成的语文独当其任的任。因此,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的小学语文教育,就更应该《突出语文本体  主攻语文基础》(2002年《广西教育学院学报》第39页),尽可能“简化头绪,集中目标”。这几年,培养培训小学语文教师,教导小学生学习语文,我们常常强调一句话:“小学语文三件事,无非就是说写背”——说好普通话,写好中国字,背诵积累丰富的经典语言材料。这就是我们理解的今天明天小学语文独当其任的任。这“任”也绝不是智育所能包容的,它本身就是综合性的、整体性的。德育、美育、体育,陶冶、熏染、体验、感悟……全在其中。从幼儿园学前班小学,从娃娃学习的最佳期开始,花大力气培养儿童说好普通话、写好中国字和喜读善背的良好习惯,认认真真的学,扎扎实实的练,九年十年一体规划,到小学毕业就说上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,写上一手规范秀美的中国字,背熟几十篇精美短文,记熟上百首经典诗词,启蒙阶段的语文教育便功德无量。初中的语文学习也就有了扎实的基础。这样,或许,到初中,语文就可以结束其独立设科的“小语文”[13]的独特使命。

 

语文设科,百年坎坷;与时俱进,还其独任,说说是容易的。但语文的事,教学的事,难的不在“说”,不在“知”,难的是“行”。几十年的政治束缚,几十年的长官意志,几十年的思维定势,泯灭了语文 的个性,更泯灭了不少老语文教师新语文教师的个性。语文个性的张扬,首先取决于语文教师个性的张扬。成功的个案,如于、钱、魏、宁、姚等[14],已有十百千万。语文教师伙伴们,为5千年中国语文,大张旗鼓地弘扬中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,高举“三老”等前辈语文教育思想旗帜,与时俱进地还语文“独当其任的任”。

 

注释:

 

[1]饶杰腾,语文学科教育学[M],北京,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4246

 

[2]叶圣陶,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[M],北京,教育科学出版社,1980.5657

 

[3]叶圣陶,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[M],北京,教育科学出版社,1980.5657

 

[4]饶杰腾,语文学科教育学[M],北京,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4246

 

[5]北京等七省市教育学院,中学语文教学论参考资料[C],西安,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738

 

[6]张志公,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[M],北京,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4年第1版。

 

[7]中学语文教学[J],北京,2001年(7112003年,(1);48);4刘锡庆,“语文”怎么改?;王富仁,“大语文”与“小语文”;(974

 

[8]中学语文教学[J],北京,2001年(7112003年,(1);48);4刘锡庆,“语文”怎么改?;王富仁,“大语文”与“小语文”;(974

 

[9]全国中语会,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[C],北京,开明出版社,1995.-14123124

 

[10]中学语文教学[J],北京,2001年(7112003年,(1);48);4刘锡庆,“语文”怎么改?;王富仁,“大语文”与“小语文”;(974

 

[11]中学语文教学[J],北京,2001年(7112003年,(1);48);4刘锡庆,“语文”怎么改?;王富仁,“大语文”与“小语文”;(974

 

[12]甘其勋,甘其勋语文教育新论[M],郑州,大象出版社200096-7;55

 

[13]中学语文教学[J],北京,2001年(7112003年,(1);48);4刘锡庆,“语文”怎么改?;王富仁,“大语文”与“小语文”;(974

 

[14]指于漪、钱梦龙、魏书生、宁鸿彬、姚竹青等一批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语文教师。

 

作者简介:马启标,男,1953年生于广东平远,汉族;198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,现任梅州教育学院中文系语文教育学教师,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研究会会员。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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